明天（9月8日），上海美术馆双年展将开幕，这次双年展有一个内容为“我的人民广场”，采用了老父上世纪50年代的照片并要求作文，老父年高，有我捉笔。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是上海《新闻日报》摄影记者，社址在九江路；从六十年代中期直到退休，我在上海美术馆工作，馆址在南京西路。几十年来，人民广场于我而言，就像家里有件老古董，显摆炫耀反倒是一种浅薄。
最近我整理出了一些与人民广场有关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六个红领巾少年推着一辆板车在运土，周围是土堆，仅从照片看不出具体地点，幸好在照片背面我写下了：人小干劲大，1952年于人民公园。那是在建中的人民公园，一群红领巾少年在义务劳动。有一张同事为我拍摄的照片，我手擎相机跨在高高的梯子上，背景是国际饭店。那是我在人民广场工作的真实写照。那些年人民广场作为上海的政治文化中心，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欢迎外国政要友人及各种集会都在人民广场举行，这样的场合是我最忙的时刻，我不仅要背着相机拍照，还要扛着一架梯子在广场四处奔走，寻求最佳拍摄角度。我用相机见证了人民广场欢乐喜庆的沸腾时刻，抗议非和平行为的激愤时刻，也有在夕阳下，涂着红条纹，垂着铁链子的隔离栏排列着的宁静时刻。以人民广场为轴心出发，我拍摄了在建中的上海展览中心（中苏友好大厦）；拍摄了建设中的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阳新村；拍摄了南京路上搀着迷路儿童的人民警察，在板车上看书学习的劳动妇女，……我很幸运，用相机纪录了从人民广场到整个上海发展变迁的一部分。
摄影不仅是我赖以为生的职业，更是我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黄陂北路226号有幢现已不存在的老建筑，那里有我的摄影工作暗房，日出日落，我熟悉那幢楼的每一处太阳移动时的光影变化，还为同事们拍了不少照片。南京路的科达、冠龙等照相器材商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场所，新买了相机，或是镜头往往是穿过人民广场到人民公园试镜，再穿过人民广场，到西藏路福州路拐角的图片社冲印，欣赏自己捕捉的光与影、人与物凝固在相纸上，真是莫大的享受。
我的生活也和人民广场连在一起。1954年9月，我恋爱中的女朋友家族几十人相聚人民公园，让我拍全家照，这是我在这个大家庭的第一次“亮相”，以人民公园为背景的全家照成为数月后，我加入这个家庭的“通行证”。我们曾带着孩子在“大光明”看电影，在工艺品商店兜着看橱窗和柜台，我们知道吃烤鸭去“燕云楼”，吃水晶虾仁去“新雅”，而“功德林”的面筋是我们最爱。南京路新昌路口的熟食店，我下班带一包兔肉回家最让孩子开心。
我是祖籍广东番禺，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上世纪30年代后期回到祖国，那时战火连绵社会动荡，我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来到上海，从此定居至今。60多年过去了，对于人民广场，人民广场周边乃至上海许多地方，就算是一家小烟纸店，我闭着眼睛也能说个一清二楚。现在只有上海图书馆楼顶的钟，才让我晓得是人民广场到了。请谅解一个九旬老人的保守与怀旧：我怀念曾经的人民广场和上海的许多老地方，那是我生存轨迹的“目击证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