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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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的一天，一位45岁左右的妇女找到记者，一脸无奈的陈述了她和18岁残疾儿子数十年来的生活。
简单了解情况后，她带记者在楼下看了她坐在三轮车上的残疾儿子——18岁的陈林。
小陈林让看到他的每一个人都不免心酸；他背部直不起来，直挺挺的靠在破旧的三轮车上，不停的喘着粗气。口水、唾液等分泌物不停的从他口中流出来，流在他的脖子上、衣服上……
他一只手在努力想伸直，但还是绻缩着。一双无助的眼睛盯着记者，很是让人心酸。

出于原始的同情，几天以后，记者来到了这对可怜的母子家里。
母亲赵霞向记者讲述了她们母子二人的不幸经历……
1993年，年仅5岁的儿子陈林有一次不小心摔倒，从那次摔跤以后，他就出现了行动困难的迹象，后来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陈林患的是进行性肌萎缩。
1997年，12岁的陈林已经不会走路……
1998年，和赵霞闹了五年离婚的丈夫陈小庆终于如愿以偿。他们办了离婚手续，儿子判给了丈夫。但陈晓庆一直没有扶养陈林，陈林一直跟着母亲赵霞王活，陈晓庆也不承担任何扶养费。
几年以来，赵霞带着儿子陈林四处求医，花尽了自己的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两万多元的债务。现在，肿瘤医院已退休孟长增大夫和赵艳玲大夫在坚持给陈林做免费按摩治疗。赵霞说，非常感谢这些好心人的帮助，她借别人钱也一定会还上。

赵霞和陈林住在小孩爷爷原单位的公房里，房子一共有两间，带一个阴暗的厨房，一共不到50平方米。房子是70年代建的，没有任何装修，墙壁已经破碎。
房子里仅有三件值钱的东西：一台21寸的电视机，一部跑步机，一套轮椅，电视机是西安电视台都市快报节目给小陈林送的，跑步机是陕西省残联送的，轮椅是德发长老板捐赠的。房子每个月要向电容器厂交25元的房费，赵霞说这已经让给她很吃力。
1998年，赵霞发生车祸在家修养后，丈夫就把小孩送给了她，她从此就开始一个人在家带小孩。丈夫一直都不来看孩子，也不给一点抚养费。
2004年，赵霞在好心邻居的帮助下带着孩子到石家庄看病，但那里药费太贵，去看了一次后就再也没去。现在，家里穷的连到医院买药都不敢了，只能拿着自己找的药房到药房买药，然后回来自己熬给孩子喝。

为什么不向民政部门求助？
赵霞告诉记者，原来很早就去找过社区，好不容易把低保给办了下来，但就这每月也只有200多元的生活费，这点钱连维持基本生活都不够，就更不用说给孩子看病了。
赵霞说，好多像她们一样的困难家庭，民政部门都能给解决一部分医药费。但是她们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她曾经找过所在的解家村社区，社区领导说了，她原来出具的陕西省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不行，必须有莲湖区医院出的证明才行。有了区上医院的证明，就能给解决部分医疗费。
为什么省级医院的证明都不行？偏偏要区上医院给出？
赵霞认为，实际上，她们家的情况，社区根本就没有往上级报。社区领导也说过，是因为她自己没有电话，社区联系不到她才没有给上面报。社区领导向她建议：“实在不行了，就把你家的电视机和跑步机卖了吧。”
调查当天，记者没有见到给陈林一直做免费按摩的两位医生，也没有见到社区的相关负责人和小孩的父亲。
两位医生的人道主义救助和无私的精神值得每一个人尊敬。但社区相关领导的做法却实为不妥。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民生保障机构，社区应尽到最起码的职责：搞清楚自己辖区内有多少低保家庭；有多少特困家庭；有多少急需救助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可怜人。
　　是不是每个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向领导打个电话才能得到最起码的国家赋予人民的生存的保障？
孩子的父亲，你的良知又在哪里？

小陈林的事情也许微不足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像陈林这样需要救助的儿童还有很多，可是，算下来，他们中又有多少真的得到了救助？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还很脆弱，还有待完善。但是，非常明确的一点是，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应该去关注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们。他们，才是人类社会和谐文明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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